1955年9月，黄克诚作为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，站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，心中难免紧张，等待着授衔名单的公布。尽管以他的身份和职位，在很多人眼中，这已足以证明他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，但实际上，很少有人知道，他的革命生涯中经历了九次撤职和降职，甚至一度被降为普通战士。黄克诚并非缺乏能力或不能服从命令，恰恰相反，他在军事和政治上的素养十分优秀，然而他却有一个鲜明的特征：凡是他认为会对革命带来损害的决策，即便是来自上级的命令，他都会毫不犹豫地表达出来。

在1927年秋季的湘南地区，黄克诚首次因持不同意见而受到严厉批评。在得知南昌起义的消息后，虽然众人主张迅速发动武装行动，他却认为当地群众未受过良好训练，部队也没有做好准备，贸然出击可能导致不必要的伤亡。会议气氛变得紧张，有人指责他动摇，但黄克诚坚持反复解释：“没有准备的行动，不能仅靠一腔热情。”这种坚持让他在1928年初时，终于在朱德、陈毅部队到达湘南后，参与了起义。 然而，当起义失败后，在面对上级要求执行“焦土政策”的命令时，黄克诚判断这样的行为会让民众对抗革命，因此在执行时，他尽量保留民用设施，只焚烧了一些敌方目标。此举让上级非常不满，最终他被撤职，失去了永兴红色警卫团党代表的职务。

此后的日子里，类似的冲突仍屡次出现。1930年，红五军考虑配合攻打武汉，黄克诚在会议上表态反对，他认为红军当时的兵员、武器和训练都不够，贸然攻入大城市不仅难以实现目标，且可能导致严重损失，因此原定任命他为第三纵队政委的决定也被搁置。1931年，红三师在中央苏区的肃反中，一些熟悉的干部被列入审查名单，黄克诚为好友据理力争，尝试保护他们，甚至冒险藏匿几名部下，结果引来了对方的不满。在彭德怀的担保下，他才避免了被捕，但依旧遭到撤职，降为普通战士，之后被安排到军团部担任秘书等岗位，直到风波过后才能重新担任师长。彭德怀对他评价说道：“很多人说我骨头硬，黄克诚则更硬。”

有趣的是，尽管彭德怀曾救过黄克诚一命，但在某些关键时刻，黄克诚依然会当面批评他。在红军成功抵御第三次“围剿”后，红军内部出现了乐观情绪，决定进攻赣州。黄克诚却认为赣州的城防非常坚固，敌军也可能随时支援，反复提醒大家要慎重对待。经过漫长的苦战，红军久攻不下，敌军增援逼近，部队被迫撤退，损失惨重。总结时，黄克诚直言此次决策太冒进，彭德怀愤怒地称：“再这样说，就请你离开队伍。”但黄克诚毫不退缩，坚决表达了自己的看法。随后，他因受到“左”倾路线的影响而被撤销师政委职务，转任宣传部长和教导营的政委等。

长征期间，部队经历了湘江战役和土城战斗，人员损失惨重，黄克诚从师政委改为团政委，他在信中建议尽早建立根据地，采取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，避免持续的激烈对抗。然而他的建议被认为悲观和右倾情绪，再次被解除团政委职务，降为侦察科科长。1935年，红军在哈达铺整编时，他曾被安排担任裁判所所长。在部队西进的过程中，因粮食短缺有人掉队，黄克诚认为不能简单把饥饿与掉队等同于叛变，曾为一些战士求情，结果他连裁判所所长的职务也被撤掉。

毛泽东得知黄克诚的情况后，于1935年11月将他调至军委卫生部，虽然这个职位看似与前线无关，但却为他重新获得工作的机会。凭借后来的表现，他逐步回到军事领导岗位。1940年末，作为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的黄克诚准确判断了苏北的复杂局势，认为应以建设根据地和争取民众为先。在进攻展开后，他又提议改变战术，但未获采纳，最终造成了战斗失利，导致部队损失两千余人。他被指责畏战，因此被撤除司令员职务，然而事实证明，他对敌情和战场环境的判断并非没有道理。不久后，他在华中重新被起用，参与了皖南事变，成为新四军第三师的师长，成为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关键军事领导人。

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，黄克诚再次经历了人生的重创。会议上，有人暗示他应该谈论彭德怀的问题，甚至有借此与彭德怀划清界限的意味。黄克诚没有利用这个机会，而是简短地回答：“我没有石头。”这句话虽短，却让他失去了自辩的机会。会后，他被撤销职务，长期处于静默的状态。直至1977年后，他重新恢复工作，并参与中央纪律检查的领导工作。在面对高级干部失职的情况时，黄克诚仍然坚持按照制度处理，不论对方的职务高低。在1955年他获得大将军衔时，那份名单中不仅记录着他的功绩，也承载着一个人在不断磨难中坚持自我的奋斗信念。